据史料记载，在大唐贞观年间（公元626年），翼城就有了花鼓。明万历年间，翼城西关人李太后回翼城探乡祭祖，适逢元宵佳节闹红火，在观看了高跷、狮子、秧歌、花鼓等节目后，对翼城花鼓特别感兴趣，于是当场就奖赏表演者银子三千两。后人为纪念李娘娘，特立庙祀之。到了清代以及民国年间，翼城花鼓已成为人们在欢庆丰收、节日庆典、庙会祭祀时出现的重要节目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花鼓艺术进一步得到发展与提高，可以说是“绕城西北东南走，到处皆闻花鼓声”，翼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花鼓之乡”。花鼓遍及全县各个村庄，有名的有封比、浍史、陵下、杨家庄、北唐、南寿城、东寿城、开化等村。北关、王庄、封比、里砦和古署等村的小学，都有精干的花鼓队。此外，翼城花鼓还波及和影响到了周边襄汾、临汾、浮山、曲沃等地区。后花鼓艺术又被传授到大同、陕西、内蒙古、天津、河南等地。

晋南各地都有打花鼓这种形式，唯翼城花鼓别具一格，不同凡响。翼城花鼓动作粗犷，节奏欢快，情绪热烈，风格淳朴，是该地各种节日庆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

新翼城花鼓的表演形式以行进表演和广场表演为主。行进表演是最常见的形式。每逢重大节日，表演者们就走上街头，边走边打。由大苏锣领先（指挥），若干小呆锣排在大锣两侧，后面紧跟鼓队。行进时，鼓点曲牌一般用五流水，比较缓慢。有的表演队有一名或两名小丑和数名女苗子（旦角）伴舞，有踩高跷表演的，还有在杆子上表演的。在走到观众密集的地段时，拉开场子大打一阵，在观众的喝彩中继续前进。广场表演有几种形式：一种是配有女苗子和小丑，配器同时上场表演，他们以大锣领舞，依次上场，相互配合，来回串跳，互逗互引，在表演一段后便来一个造型，由女苗子唱一段民歌（或新编歌词），唱时走着舞步带着动作，唱到段尾带着锣鼓，唱完再表演。这种形式应变性强，可长可短，一般在“闹红火”时表演。另一种是伴奏不上场，一队群鼓上场表演，此种形式干脆利落，动作快，鼓点急，整个表演从出场到退场一环扣一环，动作与曲牌层次清晰，节奏快慢有序，一般在5分钟之内完成全部动作。近年来，在各级民间舞蹈大赛和大型庆典活动中常用这种表演形式。再一种是踩高跷和杆上表演，鼓手踩着高跷打着鼓走圆场，走剪子股，技艺高的鼓手踩高跷劈叉，起来后继续表演。在上杆表演时，有几个队员抬着一根杆子上场，像猴子一样爬上杆表演造型，如“空中取酒”“仙人过桥”“蝎子倒挂”“老虎大张口”等，此种形式也有不踩高跷表演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多鼓表演和对鼓表演，多鼓表演是一人背多鼓，有背三鼓的，有背五鼓的，最多的背七鼓、九鼓，名为“满天星斗”。他们利用大小鼓的音差，打出优美的乐曲。

翼城花鼓也可进行舞台表演，无需什么故事情节，只需根据庆典内容设计一些必要的画面，拟一个相关的节目名称，如“喜迎春”“丰收锣鼓”等即可。由于花鼓表演热烈、豪放，一般多用它做开场或压轴节目。另一种是富有情感的舞蹈表演，需要根据故事的内容以及情节发展进行编舞，如“破阵”“ 工农大联盟”“ 观灯”等。

翼城花鼓的鼓乐曲牌有“五流水”“花流水”“五槌”“乱槌”“十二槌”“动四槌”“一点油”“急刹锣”和“慢刹锣”，民歌曲调有“喜迎新年”“荡秋千”“姑嫂观灯”“绣荷包”“绣花灯”等。基本打法有勾槌、推拉槌、拐槌、乱翻槌、磕打槌、下翻槌、扬手槌和双击槌等。基本动作是上身灵、下身沉。上身灵要拧、涌、晃、绕、推、耸、扭、摆、摇；下身沉多用蹲、跳、踢、碾、转和骑马蹲档势、弓箭步等。

翼城花鼓的演奏乐器当然以鼓为主，鼓又分头鼓、胸鼓、腰鼓和腿鼓。所用的鼓是用软质木料（如桐木）挖成空心，两端蒙上牛皮，在鼓帮上做两个可以系绸带子的环子，然后用油漆美化而成。配器有大苏锣和呆锣。大苏锣是整场表演的指挥者，常运用“急刹锣”“慢刹锣”等手法指挥出入场、队形变换和曲牌的变换。呆锣也叫引锣，数量根据表演队伍的大小而定，有用两个的、四个的、六个的，队伍愈大数量愈多，为了对称多用偶数。除了乐器，还有一些道具。苗子用的扇子和手帕，是用纸和绸布制作。丑角的鸡毛扇则与诸葛亮手中的扇子相似。拨浪鼓就是旧时的货郎鼓，现在儿童的玩具鼓。高跷与一般高跷相同。

2006年，翼城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翼城花鼓舞中有唱，唱中带舞，唱舞中又夹杂着特技，集歌、舞、技为一体，世代流传，经久不衰，与当地人民的生产、生活息息相关，为后人了解古代翼城的社会变迁、历史沿革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史料，同时也是音乐学、民俗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。挖掘、整理和保护翼城花鼓，对进一步丰富民间舞蹈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